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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亚洲国际音乐节将于2018年2月7日至9日在新加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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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低班同学王西麟——就读上音的往事回忆

现在回忆起来,在我就读上音的五年中,有几位各有不同意义的同学很应该记述,这就是高我一班的《梁祝》的作者之一的作曲家陈钢,与我同班的今日的理论家戴鹏海,前两人我已写过了,这里写晚我一班的同学王西麟,尤其是这些年来他的成就越来越大,而记述他学生时代和成名之前艰苦坎坷时代的文字却还没有。

王西麟和我有四个阶段的共处和接触,大概在所有上下几班的同学中,或者扩大一些,他的前五、六届和后五、六届,即大约前后十多届的校友中,他的道路是最坎坷的,由此也造就了他的思想和性格的变化也是最大的。由于他被扼杀在即将成名之前,而尤其使当日的老同学们想不到的是,他交响乐创作成绩很大,而且越到后来也越加努力也越有成绩,近年来被业内称为"南朱(践耳)北王",真正是我国交响乐作曲家的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大起大落激烈动荡曲折坎坷,折射出我国社会历史的起伏变化,具有很大的代表意义,当是我应该记述的老同学之一。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反击右派的号令,全国的反右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正是这一年,在这样的大背景中,王西麟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时在漕河泾。他们班六个学生,只有他和蔡松琦(九十年代曾是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院长)是校外考入的,其它四人是附中升上来的。由此和早他一年入校的我相遇而同窗四年。那时的他完全是个来自军队的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刚刚20岁出头。他个头大,嗓门响,热情高,单纯真诚而忘我。他是12岁参军的,因此他也带来了军队的思想教育的全部结果,就是本能的听党的话。进入学校对他是全然陌生的环境,但他虽然初进校门不多天,却在反右运动中不畏陌生,敢于在全院大会自报奋勇发言批判右派说我国没有民主的言论;"谁说我国没有民主?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的死难烈士可以作证!"他又在随后不久1958年的大跃进的大炼钢铁和下乡劳动中挖河挑泥,车水担粪,干劲冲天;在教学改革中紧跟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写大字报,踊跃发言,还登台演学生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在母校由市郊的漕河泾迁入市内淮海路的繁重的全校大搬家的劳动中,他很卖力,一般要四人抬的立式钢琴,他却和莫尔或藏族同学代尕两个人就抬走了!因此被画成表扬他的大漫画,如托塔天王那样的一手托起三角钢琴,张贴在小礼堂的大墙上。由于他的真诚的政治表现,他很快成为作曲系的又红又专的先进学生和政治骨干,是共青团的小干部,还作为上音的三名代表之一参加了"上海市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人们都知道"作曲系那个穿黄军衣的高个子",许多同学如是说。总之,这是大一大二的政治表现很出色的王西麟的形象。

但是后来的王西麟却改变了方向。那原因就是:大跃进时代,他下乡劳动,而参加国际比赛的钢琴尖子却在校练琴,结果最后人家拿回国际奖牌,而他却仍然什么也不是。这种对比使他深感痛苦。他的远在甘肃的姐姐被打成右派,因不服而争吵,却又升为"现反"被押去新疆劳改。他的哥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活活饿死,他的母亲孤独无助,他本人在大三时追求一位女同学被断然拒绝。这一系列事端使他深感受辱。而最根本的是,他进音乐院就是为了学音乐而来,因此他内心深处总想学技术。于是进入大三的他辞去一切政治社会工作,在埋葬了内心的伤痛后刻苦攻读。也正是在这以后,我们的交往谈话多了起来。有次他来我的琴房,听到一位当时还在上海流亡的音乐家(俄国)在弹贝多芬的《月光》。事隔三十年后,饱经苦难后的他说起对那位白俄音乐家的印象,他说那次就使他感到流浪者的孤独不安的飘零命运,似乎有他自己的某些悲剧预兆。

王西麟决心要写一部交响乐毕业,为此他知道必须先写一部四重奏。他独立的刻苦研读四重奏文献作品三个月,又用一个暑假40天在上音南大楼208室写出了他的三个乐章的《第一弦乐四重奏》,被丁芷诺(后来的上音管弦系主任,丁院长的小女)和当时著名的上音女子四重奏乐团试奏并逐段录音。这部作品,在十九年后1981年冬文革后的首次交响乐作品研讨会上,饶余燕(上音毕业的老校友,时任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多次说这部四重奏被丁芷诺认为是当时很突出的作品。曾经听过此作录音的陈燮阳在同次的会面中,也脱口说出"你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是当时上音最好的四重奏作品。"但是当时的他只是个无名的学生,这部作品由于没人主持,终不能演出于1962年该届的《上海之春》。最后只有作曲系的党支部书记常受宗先生主持下,为他在作曲系作了两个上午的学术讲座,受到很大的好评。比他低一班的沈一鸣说:"还是作曲系的作品比管弦系的作品(指已因《梁祝》成名的何占豪的《烈士日记》)手法丰富,棒多了!"这件不公正的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甚至一生的思想道路,使他深感唯有个人奋斗掌握专业技术才能自救,使他有了独立思考。这时的他逐渐改变了风风火火的样子,衣着注意整齐了,常见他总是夹着总谱匆匆去琴房或唱片室(卞祖善的回忆),他懂得了"时间就是生命"。数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刘敦南(以钢琴协奏曲《山林》获首届交响乐作品第一名的旅美作曲家,王西麟的上音低班同学)说:有一次在唱片室,曾把因"打夜功"太累而昏倒了的王西麟扶回琴房。由于深入研究了四重奏,他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看法而开始摆脱了盲从。他说:"党教导我们创作的规律是思想、生活、技巧。但是我体会却要调过头来,就是必须要先有技巧。没有技术,寸步难行。"这时就有人在本班的共青团会上批评他是"背离了红专道路。"在以后的毕业鉴定会上,有同学严厉地批判他说:"你很可能重新成为右派!"当时已颇有政治阅历的人(陈聆群)说:"可以预见王西麟日后会有大风浪的"。而他自己却朦然不觉。这就是大学后期的王西麟的状态,由于学习了专业而有了独立思想,和他进校时已大不相同了。

1962年9月,王西麟由上音毕业被分配在北京中央广播交响乐团,他带着他数年来几乎把所有的微弱的助学金买下6、7箱交响乐总谱来到北京。从这时起到他被迫害离开北京到山西之前的一年半的时期,是他命运的根本的转折。这个阶段,他身边的老同学除我外仅少有几人,这也是我和他相处的第二个阶段,我成为他的人生转折的见证者。

王西麟来到北京的这一年半中,是他日后回忆起来最可珍惜的黄金时代。他由一个方兴未艾但尚不明朗而今天才被历史看出当时就是一个极有才能的青年作曲家,到他被政治迫害离开北京被发配到山西雁北大同的生命道路转折的阶段。据我所知,在这一年半里,他能自律而极其刻苦上进:他每晨读俄语,每天的上下午都在搞专业:他研读了大量的交响乐名作并写下大量扎记。他早在1958年的大二时就自学总谱读法,这时他早已能很熟悉地读总谱了(而上音是在他毕业后的1963年才开设《总谱读法》课的)。他说"我感到寂寞孤独时就弹总谱,就研究作品,马上就感到充实。"1963年在北京的这一年,他完成了他的作为毕业作品《第一交响乐》的第一乐章之后的二、三乐章,又完成了他的日后流传最广的成为他18年后成名作的组曲《云南音诗》(终曲《火把节》)。我曾看见他的工作兼宿舍的摊在书桌上的《第一交响乐》和《云南音诗》的密密麻麻的总谱手稿。他每晚7—9时关灯摸黑刻苦地自练钢琴2小时,他每日三餐都在广播电台的大食堂,而每晚11点还在夜里工作之后去吃广播电台的夜班饭。他把自己的休息日定在每周五,为了在周六和周日的大楼里的安静能够作曲。我曾去看他,他常常一坐下就是4、5个小时潜心投入音乐埋头做事,我感到他真正是胸有大志而又足踏实地。

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另有打算。因为广播交响乐团只是一个为革命群众歌曲伴奏为主的为政治广播服务的小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交响乐团,而且也毫无艺术建设的任何打算,他对此深感失望,他想离开,却又没有去处。他想去苏联留学,但也没有门路。他哪里知道这时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他所学的苏俄音乐很快就将被封闭,而文革很快就要来了,毛主席发表了两个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城市五反农村四清的简称《社教运动》,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领导上仍然用"引蛇出洞"的策略动员全团人人发表意见批评领导。而直到这时,我们今日才可以全面的看到,他的个人奋斗的人生宗旨,他废寝忘食投身于交响乐艺术而视之为生命,他的交响乐艺术美学和艺术追求,他的顽强的要求公正的个人成名的急切和努力奋进,都和社会是如此尖锐对立而格格不入啊!但他不识时务,他同样怀着对党的赤子之心,他要求在艺术上真正建设成一个交响乐团,为此,他引用了毛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发言两小时,激烈批评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文艺方针《民族化、群众化、广播电视化》是"文理不通的三无方针"。他把那些不搞艺术只搞政治的人痛斥为是"吃政治饭的",他的这个批评严重地伤害了整个党的体系的从上到下的所有环节的一切政治工作者,也骂伤了追求政治进步的党团员。 他的发言很激烈,因此引起领导的强烈反感和特别重视。于是他很快被囚禁起来,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4月,他被大会批判六个月,并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最后被开除共青团团籍,并被调出北京,发配到山西大同的艰苦的雁北地区。在这个时期内的某天,我曾去看他。他已经判若两人,情绪消沉,神情灰暗,甚至精神崩溃,我才知道他出了事,惹了祸。那个时代,凡是沾上"政治错误"边的,人见人躲,不论和你原来多么友好,立刻就形同路人或如见到妖魔一般,单这一条,这就足以使你心灰意冷!他说原来的朋友同学都远离他,通知开会都从门下的缝隙塞进纸条来。这样的孤立环境使他绝望和窒息。他已经被通知调出北京,捆好了书和乐谱,房里散乱着杂物。我现在还有他借给我的苏联作曲家巴巴扎年的《英雄叙事曲》和斯维里多夫的《热情清唱剧》的钢琴谱;"我大概也用不着了!"他沮丧的喃喃地说,好像是说给他自己。他行色匆匆。我请他吃了一次西餐,又塞给他五元钱,算是对他无奈的安慰。

1964年4月10日,他离开北京。在那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的北京站,他万没有想到我能去车站送他。当时送他的有广播乐团派来的两位公差。他看见我竟然来了,眼里显出惊奇和意外。他好像是精神已被抽空了一样,说话有气无力,似若游魂。多年后他仍然想到我的那次送行并深深感叹:"在那样寒冷的政治气候里,能来送我,要有多大的勇气啊!"

在离开北京前他已完成他的作品《云南音诗》,迟迟于18年后的1981年文革后第一次也是1949年建国后的第一次交响乐作品评奖中获得一等奖。其终曲《火把节》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多年已演出于世界20多国40多城。而今大概所有中国的交响乐团都演奏过《火把节》,但是谁能想到这是被封闭积压18年后的作品呢!又有谁会想到如果作者死于文革,则中国永不会有《火把节》的演出了!而他的《第一交响乐》是37年后的1999年才首演的。在次日的座谈会上朱践耳说:"这部交响乐的最大意义是无标题的创作思维,这是我国从1949年后到文革结束的整整一个时代,由于在强调政治标题大环境下的所有的交响乐作品都没有做到的,这就超越了当时的一个历史时代而具有先锋的意义。"而罗忠镕说:"即使是37年后的首演也豪不逊色而且充满新意"。只是,1964年的王西麟还是带着他的这两部作品的总谱,痛苦沉重而茫然的离开北京,离开他视若生命的交响乐事业,踏上灰暗而险恶的前途走向步步深渊。在这个阶段,他身边唯一的知情者和老同学就只有我一人了。这就是我和他交往的第二阶段。

由1967年3—4月,在山西大同度过三年艰苦岁月的他,在文革初期的大串联中,他才能回到北京上访和要求平反。他住在地安门的一个由原来的幼儿园改成的当时的上访接待站。他来看我,穿一件又脏又旧的黑大衣,带着风餐露宿流浪奔波的浓重气息。在动荡中的这次见面很显得沉重,彼此都感叹命运艰难,他念念不望他的交响乐,总向往着能好转起来,他哪能知道他的前程是越走越严峻而残酷啊!从这次分手后,在以后的时日中,他经受了更险恶更严酷更长久的摧残凌辱和迫害,他被批斗、凌辱、关押、拷打数年,和他同时被关的难友有一个因不堪摧残而跳井自杀,另一个逼成半疯,可见他的经历之残酷!大同七年是他最残酷的人生历史阶段。幸亏晋东南的长治地区由于要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但没有机会看总谱的指挥发现了他,并千方百计地把他调到长治,他才算捡了一条命!事后人们说:"王西麟如果不调走并离开大同,他不死也要疯!"在长治的七年,他在这120人的地区歌舞团担任指挥,如果用今天的话说,就相当于音乐总监。他为地区演出了《娘子军》《白毛女》《黄河》等样板戏,又创作和演出了上党梆子交响乐《沙家浜》,作了大量的戏曲移植的音乐工作,为地区立下汗马功劳,他教育、培养和影响了当地的一代人,他成为把西方文明的交响乐艺术带到这个农业文明的封闭的农村山区的太行太岳革命老根据地的第一人,至今被当地广为传颂。文革后期,是李德伦经过聂中明而看到了他的《第一交响乐》和《云南音诗》的总谱而发现了他,马上就想调他回北京。但是费了多年功夫,直到文革结束,他落难山西十四年后,才终于把他调回北京。这时的王西麟已是年过不惑了。这就开始了我和西麟再度交往的第四阶段,即改革迄今的年头。

回到北京后的王西麟马上就崭露头角脱颖而出:1978年《云南音诗》被中央乐团首演大获成功,1981年《云南音诗》获得国家一等奖后,1963年的作品才被世人所知!他成为我国改革时代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并没有停止脚步,他说:"五十岁前有一搏!"他对于大量涌入的20世纪现代音乐和先锋派技术,象吸收新鲜空气一样,如饥似渴地一头扑上去学习。他骑脚踏车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音乐学院去听外国专家的现代音乐课,可以说他主要是全靠自学。有时他因消息不灵,汗流浃背骑车赶到,但学术报告早已结束而人去楼空。20多年来他不能在音乐学院工作,因而他没有音乐学院的外事来往、学者交换、学术交流、资料信息、学术会议、和大量的音乐会活动、及与教师和同学间的交流,也没有大量社会信息,如果参加学术会议他也是没有单位可报销旅费的。非常客观地说,音乐学院的所有优越条件他都没有,他的学习条件比一般在音乐学院工作的人都困难许多。但是他自学研习十二音序列技术,"啃哧啃哧"的作习题,四处奔波去复制录音和总谱。通过这些学习他令人不无惊异地改变了自己的音乐语言,开拓了自己的音乐美学观念,从而成为同代人里最激进的代表者。他的成绩很突出,也是一切音乐学院的同业们都承认的吧!

于此同时,他越是学习新的音乐技术,就越是对封闭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艺术视野的错误政策深恶痛绝,并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越来越深刻,他多次对我说:"并不只是山西14年,而是从青年的大学读书时代我们的青春就被封闭殉葬了!"他自身的被迫害的经历成为他批判历史的入门钥匙,他重新认识中共的历史,又扩充到重新认识苏联的和百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他有太多的话要说,而这才正是他学习和力求掌握现代作曲技术和不断创作出新作品的动力和源泉。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说,他是脚踏实地的做到了的:从开放以来,他已举办了三次个人交响乐作品音乐会(1991、1999、2005),他三次获得国家音乐作品最高级奖(1981《云南音诗》,2000艺术歌曲《春雨》,2004《交响壁画三首——海的传奇》。)他的《第三交响乐》获《2004世界华人音乐经典》。他已作有交响乐六部,《小提琴协奏曲》《交响序曲》《为钢琴和23件弦乐而作的音乐》和室内乐等作品50多部,他的音乐绝不是赏心悦目轻松愉快的,更不是潺潺流水阳光灿烂,而是以充沛的交响性的戏剧性和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为最大特点,深刻的为历史真实的见证。说他的作品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恐怕是人们都深深同感的。

回到北京的这些年来,他也同样并不平静。80年代初,他曾因《云南音诗》在已经初演成功后还被本单位领导压制而不能被演出反被打击报复而发生矛盾被无理的关入公安局;又在90年代初被本单位无理解聘而被媒体广为报道为他呼吁公正;还在2000年因讲了几句真话而被取消了作品音乐会。他十多年不能在音乐学院任教,而他的所在单位北京歌舞团和他的交响乐创作的专业主项根本不吻合,不论是国家体制、市场体制、文化的或音乐协会,都没有人为他安排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作用的单位和条件,数十年来他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生活在底层的平民音乐家。但是这些坎坷都没能阻挡他的前进,他的确是顽强拼搏着而且的确在前进着。正因如此,王西麟的交响乐充满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和挥之不去的哀伤悲愤。

这就必须说到对他的作品的评论,近年来他的作品不但在国内,而且还日益获得国际很高评价。在所有的评论中,有几件是应特殊提出的:

2001年1月,当代国际领袖级的大师波兰作曲家潘德列斯基Penderecki对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给以极高评价,并建议参加美国格莱沃梅尔评奖,又为此专门写了推荐信如下:"我非常高兴地极力推荐王西麟的'第四交响曲'。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音乐基础是欧洲的先锋派技术和美学,因为中国作曲家被封闭了几十年。我认为象格莱沃梅尔Grawemeyer作曲奖这样严肃的奖项,应该授予这位作曲家。他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从而截然相反于他的国家的一般音乐倾向。"

2005年10月,国际大师俄国作曲家索菲亚•古拜多林娜在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厅举行的学术讲座中,在听完王西麟的《四重奏》和《铸剑二章》后,她不无激动的说:"这是大师的作品。给我很强烈的印象。先说第一个作品《四重奏》,给我极为强烈深刻的印象。它的感情非常强烈,形象非常鲜明,印象非常深刻。开始的大提琴独奏,好像是有力的抗议。这虽然只是个四重奏,但不是个普通的室内乐,而是交响性思维很强的作品。不仅是有情节性的感觉,而且音调上有强烈的戏剧性,这不是外在的戏剧性形象对比,而是内在的戏剧性。它的旋律进行,它的顿音都很独特,并且形成前后的极大对比。后面出现的4、5度的和声,很安静,很抒情,给人感觉非常美。这些音调的变化,戏剧性的对比和构思特点,是大师的手笔。第二个作品《铸剑二章》,更加肯定了和证实了前面的印象。我感到音乐中充满了火焰般的力量。我特别要说的是:这样的音乐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上也是很少有、很独特、很新鲜的,所以,我希望这样的音乐在全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听到,这对当今世界的现代音乐都是很大的补充。为了存在这样的音乐,我向作者表示深深的祝贺"(黄晓和译)。

2007年5月,当王西麟的作品在2007年科隆音乐节(MusikTriennaleKoeln2007)上演出之后,德国科隆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约克•胡勒Prof.YorkHoeller评论说:"昨天的音乐会里,你的作品是最好的作品。其它有些作品听后就忘了,而你的四重奏给我很深印象。在曲式上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很有个性。开始的独奏很有力量,很有原创性,很个人化。从你的作品中,没有联想到如安东•威本Andonwenben等任何其它作曲家的影响。我还能记得起你的动机,也记得起作品的结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都发展的很有逻辑。你的作品和日本和韩国的作品都不一样,比我听到的日本韩国的作品都好。另外,这个作品还很清新,象30多岁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是30多岁的作曲家没有这样成熟的曲式。我很想再听一次。"他听了王西麟的《第五交响乐》的录音(谭利华指挥北交演奏)后,评论说:"这作品非常不同于你的四重奏,这是由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你的音乐很流畅,很贯通,很有活力,很有表现力,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强的紧张度,也很深刻,有很有力的节奏在里面。对音块的灵活使用是这作品的很大的特点。可以听到乐队演奏的也很好"。

波兰作曲家克里斯托夫•麦也尔教授KrzysztofMeyer听了《第五交响乐》录音后,很兴奋的说:"非常感谢!这是一部真正高水准的交响乐作品!非常有力量,有动力,有很多原创性!从头至尾都在高度紧张中,好象一根绷紧了的弦在那里。有紧张的节奏律动的贯穿。我不感到是受潘德列斯基Panderecki和路托斯拉夫斯基Lutoslawcki的影响。这音乐完全是你自己。乐队演奏的也很好。"这些评论对从没有在国外留学过的王西麟来说,来之不易又鼓励很大,对我们所有搞创作的人都有意义。它说明何为原创性?王西麟称做母语的地方戏音乐,对作曲家还有意义吗?意义何在?作曲家的人文建设难道不重要吗?

这些年他还写了些文章,其最突出的是1983年他首先提出了《对聂耳星海道路论的反思》,这是中国第一篇对错误的音乐路线进行批判的侥文,但是当时不但不能被发表,他本人也因此而被取消了文革后1985年首届音乐会的代表资格,从那次后,所有音乐家协会的会都不再通知他参加。对此,也有老一辈音乐家朱践耳先生提出申请,据说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谁能想到他在会上会说什么?"可见是有人不愿听到他的批判性的意见。他的这篇文章,直到1987年才被《人民音乐》杂志发表而成为开启《历史反思》的第一文。九十年代他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建设交响乐团的文化目的最终到底是甚么》,他认为就是要建立本体交响乐文化,即演出和推动中国作品走向国际。而这个重大而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建国以来和改革时代的音乐界的任何领导没提出过的。2004年,他还对第五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提出批评,强烈反对写作歌颂个人崇拜的作品,并由此提出音乐家的首先建设——人格建设和人文建设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全国音乐界的很大关注。而这些大事对我国的音乐事业的建设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些问题也许有人也有同感,但是王西麟似乎总是深刻尖锐一些,而且总有他所独具的痛心疾首的不妥协精神,这些评论和他的作品同样,都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在我们同代中的确是突出的。他还有许多重要的独到之见的反思历史批判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由于他对音乐的反思渐渐又向人文领域开拓。近年来王西麟多有思想家的见地。

从当年那个"穿黄军衣的高个子"到现在的一个交响乐作曲家;从一个紧跟党干革命的单纯热忱的青年到现在的一个愤世嫉俗的永远说真话的激愤者,他的变化不能说不大!他曾被批判,被开除,被关押,被拷打,被凌辱,被置于死地的边沿。1979年他在哈尔滨专门去向他在1957年曾批判过的说我国不民主的右派同学钱正钧道歉,说:"你我前后相距六年被同样的政治棍子打倒"!而要说到他数十年来的最大的困难,仅以作品的难以演出为例:他的《云南音诗》是18年后演出的,他的《第一交响乐》是37年后首演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六年后才首演的,他的《第四交响乐》《第五交响乐》都是五年后首演的,而他的交响合唱《国殇》则完成已十年迄今还不能首演。在这些恐怕是全国之冠的数字后面,可以想到他的长期的寂寞和坚韧。他说:"我为作品的演出所花的力气,比创作作品本身要大数十倍,而且常常全成为乌有!"他的电脑中存有大量的向文化部、北京市委、出版社、录音公司及其他方面的为演出作品的请求支持和帮助的没有结果的信件!而迄今他的交响乐作品的CD和总谱仅出版了二部,其它还绝大部分没法出版。而他的被国际大师们高评的交响乐,在中国是否真正的被重视和被推广?

要说在这些困难重重中,他是如何走过来又数十年坚持不懈到今天的?恐怕不能不使我们同行都深为感慨吧!如今他年逾七旬,却仍然对新事物充满童心,他的批判观念仍然敏锐而清晰。他的文化观念比一般青年还激进。他每日晨读英语,精力充沛地不断学习研究新的现代音乐技术而笔耕不缀。他正在努力写作《第七交响乐》。他还有若干新计划,而且为了实施计划又仍在不断寻求帮助。他的创作状态仍然良好,正如王震亚先生几次在他作品音乐会后的座谈会上说到:"我们可以感到他创作潜力仍然很大!"他的忘年朋友梁和平说"他超越了好几代人,"这使我不由的滋生感叹:一个人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啊!而他仍然生活在更加孤独寂寞中。这就是走过五十年创作道路的我们的同学王西麟。我想,他的道路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音乐的、体制的、道德的种种问题,和这些问题所引起的感想,恐怕是多而丰富并会被引起深思的吧!

后记:近几年来,王西麟有几件大事应该补充:在2007年11月于母校上海音乐学院80年校庆音乐会上,首演了他的委约作品《第七交响曲——和毅庄诚》(指挥汤沐海),这是一部为钢琴、合唱和交响乐队而作的27分钟的作品,由于音乐会时间的限定,作品的这次演出只被剪辑为11分钟,却获得极大成功。2008年5月16日《交响幻想曲—为大提琴、单簧管和交响乐队》首演于上海之春,6月8日《第四交响乐》在意大利由罗马OrchestradiromaedelLazio演奏,指挥谭利华,被一位意大利艺术家评论说:"这部作品里有三个人:一个大爱心的人,一个大愤怒的人,一个大怀疑的人"。2009年他的被德国《youg euro classic》国际音乐节委约的新作品《喜剧的对话》——为琵琶、筝、笙和室内乐团首演于柏林,指挥汤沐海,这部12分钟的极具交响性戏剧性的作品获得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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