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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李劫夫与“文革”

(一)

李劫夫是中国大陆曾非常有名的一位作曲家、音乐家。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批脍灸人口流唱甚广的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一代一代往下传》、《蝶恋花》、《沁园春•雪》、《哈瓦那的孩子》等,都是李劫夫的杰作。

那首为几代青少年传唱了大半个世纪、并至今不衰的哀婉动人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其作曲者,也是劫夫——李劫夫。

劫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音乐创作家。从他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创作歌曲时起,一生中,他一个人竟就写了二千多首歌;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人传唱不衰。

文革中,劫夫的创作,更是进入一个特别的时代:因那个时代的需要,他为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所有诗词,都谱了曲,让毛泽东的诗词,成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他还为那些散不成词、律不成韵的《毛泽东语录》,写下了大量的所谓"语录歌",并被广为传唱。

无疑,共产党员李劫夫的音乐创作,是非常的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则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这是一个已经时间长期打磨了的事实。

然而,自1972年初起,在其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天空,不论是广播电台中,还是电视里,却突然再也听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

什么原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流传的只有小道消息:与林彪的事有关。


(二)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时,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有29首歌,而之中的13首,即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便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一歌。

劫夫一生中,担任的最后一个官职,是沈阳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他的盖棺政治结论,辽宁省委在1979年11月对他下达的决定,则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而他最后欲拟创作的一首歌、并亲笔写下了的歌题,竟是《紧跟林主席向前进》!

——这个"林主席"是谁?

是"林副统帅"、林彪啊!

为何会这样?下文将一一说明。

上述这三件事,从劫夫一生的经历中看,其实都不是他要追求的东西。对当官,他的确历来无什么兴趣;对政治,他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认识;他想做的,就只是专业醉心于音乐创作。顶多,只想用音乐,来为党的事业服务。

然而,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劫夫却偏偏被那政治黑洞给吸了进去,且英华之年,便断了他的创作,也断了他的生命。

打倒"四人帮"后两个月的一天,即1976年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脏病发作,猝逝于尚在办他的那个专案"学习班"中,终年63岁。

天妒英才,收他而去。


(三)

李劫夫的"政治错误",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

一个音乐人,一个作曲家,怎么会陷到那个吓人的枪杆子集团中去的呢?

用一句政治术语说,是"事出有因",但绝对"查无实据"。

文革开始后,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对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他从延安时期起,却又看到过很多个人政治的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无端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李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在那运动中,他就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载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捡讨。

文革开始后,象成千上万的那些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们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及文革后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地位。

然而,此时发生的一件好事,却可能在之后对他发生的灭顶之灾,预伏了危机。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元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元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李劫夫的住处了解,并将李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一次难,回沈阳安然无恙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还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对此事就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就倒台时,劫夫便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李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的文章之理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便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入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大量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歌。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庆祝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而正是这事,导致让他李劫夫最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暗。

李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的司令就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性关系。

1962年,有次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多年没见的老上级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李劫夫的干儿子。

黄春跃在劫夫家中住了一年时间,就搬到学校宿舍去了。只是星期日,则或是到劫夫家,或是让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派人接去他家度周末。

文革开始后,黄春跃离开了学校,当兵去了广州部队海上文化工作队。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在1967年的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项辉芳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芳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的"做媒"、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之事,使劫夫在旁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做媒"之事是项辉芳惹来的。

1968年初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芳周边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给在文联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均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工作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彪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二本《毛主席语录》,二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劫夫与张洛夫妇,便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这封信,日后便以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名目,成了劫夫的一大罪行。

除此以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是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的另一位爱将李作鹏家里,偶尔看到了林彪写的那首《重上井冈山》,当时是写在条幅上。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

这位当时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便情不自禁地又主动私下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给谱了曲。后来,6月底劫夫因病去北京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一回,并请吃了一餐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他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下。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子"很雄壮"。也不知是客套,还是真心。反正这事,劫夫的罪已铸成。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偷听到的外蒙古电台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但飞机上有许多文件,是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而到10月国庆那天,劫夫又看到北京没有象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愈来愈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了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旧,他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战胜了江青文人集团而接了班。

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因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其他歌词尚未想好而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她: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

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并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给烧了。

照讲,这两口子之间说说话的事,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能让人家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头盖骨变得象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学习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莫名其妙写的东西,如交待她与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也许,是她自己产生了幻境。

但是,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却都能明白那"学习班"的厉害,"学习班"虽然不是正式监狱,但其精神摧残力度,是大大强过正式的监狱的。

为什么?

你想想,不让你好好睡觉,一批又一批的专案人员对你搞"车轮战",连番来上阵对付你;还有精神战,拿你的亲人的前途,威胁恐你,没日没夜。不怕你是个多么坚强的人,也能将你的神经折磨成病态。在那种情况下,除非是曾受过专业特别训练的人,是没有一个人能将心中有过的想法,会长期守住的,都会一一吐出来的——只要是办班的专案人员认为需要。

那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式的"专案组"作法,在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高层领导,之所以都一致认为必须永远废除它,就是因都大吃过那玩意儿的苦头。

因此,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

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歌一事,也许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并永无政治上翻身之日的关键。

因为,当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也许仅仅还只是因他们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有各种工作与生活上原因的往来,只要确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但是,后来发现,在1971年9月与10月间,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

  

你劫夫说你没有投靠林彪的意图,可是人家亮出这歌的题目,从狭隘的逻辑上,你还能说清楚?谁还能为你劫夫说话辩解?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全面的逻辑上讲,分析一下劫夫作为音乐家作曲家的历史与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一则,当时他的地位,他的能量,入那集团,显然还不够格;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事业、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专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进了党章的名正言顺的领袖接班人,在情况不明之时,为他写了歌,也不是什么投靠。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应算什么的。

然而,按现行的体制,能有人为他担这个担子吗?


(四)

劫夫两口子是1971年10月20日,从锦州押到沈阳,正式被解放军战士予以分别架走的,尔后,被关进了地处沈阳的专案"学习班",进行审查。

"学习班"一办五年多,直到"四人帮"都被打倒的1976年12月了,还没有"散班"的信息。

终于,老天来唤他了。1976年12月17日,中午十二时多一点,因心脏病发作,李劫夫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

又过了近三年,1979年,辽宁省委的"纪委"于11月20日作出决定:

"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

这是官方对李劫夫问题的最后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认为有文革"左风"余味。

1981年7月,在"第四届长春音乐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路见不平,公开说话了。  

他说:"劫夫同志写的那些好歌可以唱,今后应该继续唱。他生前的后期有过错误,但他写了不少好歌,有的可以说是我们音乐创作中的珍品。"

7月24日,《辽宁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吕骥的这番话。

从此,被封禁了十年的劫夫的歌,又可以唱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又开始响彻于歌厅,进入到录音歌带、歌碟之中,重新走进了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家里。

1979年庆祝香港回归的音乐大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总书记等,同首都数万名群众一道,齐声高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1999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盛大阅兵式上,展示60年代成果的方队经过广场时,伴随着前进步伐的,便是雄壮高昂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

1994年3月,当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楼需要迁移时,劫夫的亲属提出:为一直没有落土的劫夫的骨灰,建一个墓。然而,学院经请示后,省委意见却是:可以将劫夫骨灰放到回龙岗革命公墓,但不修墓,不建碑,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但是,辽宁暨全国文艺界等方面人士,还是在当年4月1日,在沈阳回龙岗公墓,为劫夫举行了一个有数百人自发参加的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4月3日,《人民日报》则在新闻版上,刊发了新华社记者为此采写的文章《深深的怀念》,文章说:人民送英灵,英灵垂千古!

劫夫原名云龙,终于,他安息于"回龙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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